简爱 林高虹

当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杂糅并进，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严峻，这给我国国民，特别是外语学习者的国家认同建构带来较大的冲击与挑战。如何增强这一群体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如何帮助这一群体更好地认识国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了时代发展中不可规避的问题。经过大量文献阅读，我们选取“外语学习对学习者国家认同建构的影响”这一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派别——“外语学习侵蚀学习者国家认同建构”和“外语学习促进学习者国家认同的建构”，来分别加以阐述。

李春玲研究员的论文《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指出，媒介和信息对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和弱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前，信息主要通过传统媒介（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内容更多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官方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接触较多传统媒介可能强化国家认同。但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通过电子媒介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来传播，内容更加多元化，也包含了更多的国外文化信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指出，传播外来文化的国际化媒体为美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所主导，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认同产生不利影响。据此似乎可以推测，接触到更多外国文化信息的外语学习者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冲击，他们的国家认同可能被弱化。

南京大学陈新仁教授的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表明，单纯面向外国文化习得的外语教育会在一定程度和方面弱化外语学习者对其母语国家文化的认同。陈新仁教授也在《外语教育的新理念与新路径》一文中指出当前外语教育中“国家意识”的缺位及危害。现今，中国高校外语教学对于拓宽外语学习者的国际化视野，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全球化意识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外语人才的培养方案上却没有明确要求增强国家意识。外语学习者仅仅将学习外语视作一种能够帮助自己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工具，而不是将自我提升和国家发展紧密关联起来。陈新仁教授据此推断，缺乏国家意识元素的外语教育可能带来许多潜在的危害，外语学习者由于缺乏国家意识导致其个人意识过强，成才动力不足，报效祖国意识不强。

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应用语言学教授安妮塔·帕夫连科教授在论文《“敌人的语言”：外语教育和国家认同》（‘Language of the Enem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中得出结论：学习者在外语教育的环境中会基于所学外语建构一个新的认同，她举了苏联法语学习者娜塔莎·利沃维奇（Natasha Lvovich）的例子：她将法语与知性、成熟和高贵联系起来，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法国认同，包括学习用巴黎口音说话，记忆法国流行歌曲，阅读法国经典著作和侦探故事，烹饪法国食物等等。她将外语学习作为一种逃避当时的苏联政治现实的手段。她认为比起苏联犹太人认同，她所构想的法国认同是一个更美丽的自我。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烈亚斯•波尔曼（Andreas Pollmann）认为，国家认同可以从四个维度去理解：公民国家认同、民族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归属感。由此可见，公民认同是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果外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环境中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他就偏离了其母语国家认同，外语学习就对学习者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以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外语学习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并无太大影响，甚至有可能产生正面促进作用。

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在《“对话的交流者”——英语学习者认同典型模式的新发展》一文中，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性”理论，提出“对话的交流者”这一中国英语学习者认同典型新模式。高一虹教授认为，语言作为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学习者可以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与以往的认同典型模式不同，“对话的交流者”超越了中西二元对立，作为英语学习者，他们的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在学习英语及其文化中得到深化，两种语言水平都在提升，同时，他们又能站在更高的高度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两国文化。高一虹教授指出，“二元对立和对抗有可能使学习者失去复杂、灵活的视角和反思能力，陷入文化刻板印象，不仅不利于本民族声音的国际传播和接受，不利于跨文化交际，也有碍于我们对本民族文化更丰富深刻的认识和更具创意的发展”。高一虹教授还提到了一个奥运会志愿者在奥运会之前和之后态度变化的例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表现出激情澎湃但较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而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他们浸润在更多元化，更国际化的文化之中，久而久之，他们能够站在国际视野上进行反思，其爱国主义情怀中的二元对立倾向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灵活，更加多元化的国家认同。

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谷明月（Mingyue Gu）在其研究《作为外语的英语学习中的国家认同：一项历时研究》（National Identity in EFL Learning: A Longitudinal Inquiry）中指出，通过学习英语，中国学习者的国家认同得到增强。中国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文化在塑造英语学习者的民族及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往往处于两种主流话语之间——早已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伴随着英语传播的现代性文化。对于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来说，更强的民族认同感没有削弱他们学习英语的动力，相反，他们将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来展示自己的国家认同，来了解世界并预测未来。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语言文化学院桥本嘉代子（Kayoko Hashimoto）在其研究《“国际化”就是“日本化”：日本的外语教育与民族认同》（“Internationalisation” is “Japanisation”: Japan’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中发现，日本的英语教育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在英语教学中强调日本的国家观念。日本将英语文化从英语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语言工具中移除，从而保证日本社会的文化独立。日本的语言教育提倡滋养精神的丰富性，强调基础和促进鼓励个性的教育，培养自我教育能力，尊重本国文化和传统，在此基础上促进国际理解。因此，她认为，日本式外语教育对于日本的国家认同建构起正面促进作用。

从以上学术界关于外语学习与学习者国家认同建构的相关讨论中可以窥见，这是一个悬而未决却无比重要的问题。无论影响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外语学习对学习者国家认同的建构具有非常深远且复杂的影响，我们期待在中国语境下更多实证研究的开展，以摸清我国外语学习者国家认同建构的现状，进而因势利导，科学引导外语学习者建构坚实的国家认同。